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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正规配资平台今年以来可转债发行数量有所增加

　　2025年的可转债市场，在银行转债纷纷撤离之下，终究没能冲破万亿元规模。数据显示，全年市场规模从超7300亿元缩水至5600亿元，转债市场整体规模缩水超1700亿元。不过年末新券加速发行又使得市场出现了止跌回升行情，并且从投资角度看，投资者还是获得了不错的回报。

　　行情数据显示，截至最新，中证转债年内累计涨幅超17%，并且指数点位年内不断刷新2015年以来的新高，多只科技领域相关转债涨幅翻倍，结构性行情特征明显。与此同时，今年转债退出数量预计将超过170只，创下历史新高。

　　对于今年可转债市场的整体表现，上海澜成私募总经理许佳莹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分析，今年在宏观经济温和复苏与利率环境相对宽松的背景下，转债市场的流动性整体充裕，个券表现与正股基本面的关联度进一步增强。同时市场分化显著，优质赛道转债如高端制造、新能源、国产替代等受到资金追捧，估值相对坚挺；而部分传统行业或基本面乏力的品种则持续走弱，甚至出现信用风险的局部暴露。

　　这场由权益市场回暖驱动的可转债退出潮，既为发行人带来资本补充的“幸福”，也让投资者面临持仓调整的“烦恼”。

　　银行退出，新券补上

　　2025年，可转债市场迎来一波轰轰烈烈的“退出潮”。

　　Wind数据显示，截至12月23日，已有165只可转债摘牌，而在12月24日至12月31日期间，根据目前赎回公告，还有8只可转债将在年内摘牌。这意味着，今年可转债退出数量将达到173只，相比2024年的88只增加了85只，增幅接近翻倍。

　　退出规模方面，按可转债发行时的募资金额计算，今年可转债的退出规模将达到3207.97亿元，相比2024年的1104.59亿元增加了2103.38亿元，增幅接近两倍。

　　银行转债的集体退场成为这场“退出潮”的标志性事件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成银转债、中信转债、苏行转债、杭银转债、南银转债、齐鲁转债、浦发转债7只银行转债相继摘牌。其中，浦发转债的发行规模为500亿元，是年内退市转债中发行规模最大的一只。

　　对于今年以来可转债大规模退出的情况，畅力资产董事长宝晓辉表示，今年以来，A股市场行情呈现出显著回暖态势，市场活跃度与估值水平均有所提升。在此背景下，大量可转债对应的正股价格持续攀升，相继触发“强制赎回”条款。该条款赋予发行人在特定条件下强制赎回可转债的权利，促使众多发行人选择行使此权利以实现退出，进而使得市场上的可转债数量急剧减少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可转债的发行期限通常为5年或6年，此前高峰期发行的可转债，达到预设的到期期限，按约定退出了转债市场。

　　与“老券”退出相比，新发转债虽然在数量上有所提升，不过受限于发行规模不及银行，客观上加剧了市场供需矛盾。以发行公告日为统计口径，截至2025年12月23日，今年以来新发可转债有48只，合计发行金额为639.83亿元。与2024年相比，今年以来可转债发行数量有所增加，发行规模增幅更为明显。

　　兴证固收团队预计指出，2026年转债规模仍将延续收缩趋势。一方面，尽管上市公司转债发行预案储备增加，但拟发行规模较大的转债不多，审核环节加速并不明显；另一方面，2026年转债到期数量和规模仍较大，中性假设条件下估算2026年转债退出规模在1600亿元左右。

　　华创证券固收首席周冠南认为，当前转债发行预案约1200亿元，按照2025年内发行的转债总发行流程耗时平均500天，2026年预计可发行600亿元，不能完全对冲退出转债的规模，但可以一定程度放缓存量转债净缩容的斜率。同时，转债市场结构走向小票化。

　　新债估值抬升或致博弈更激烈

　　值得关注的是，站在岁末年初的关口，在供需矛盾加剧的背景下，转债市场的估值水平普遍抬高，也使得“小票”的博弈情绪更激烈。

　　相关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，转债市场的价格中位数在131元以上，转股溢价率中位数超过32%。国盛证券的研究观点称，当前可转债估值已攀升至近些年高位，市场已进入“高估值、低赔率”状态。这种高定价意味着转债传统的债底保护功能被显著削弱，其波动特征更接近正股，但潜在收益空间却因溢价过高而受限，配置性价比明显下降。

　　宝晓辉表示，供需格局的变化对可转债市场产生了直接且显著的作用。在需求端，尽管可转债的供给量有所减少，但市场投资者的配置需求并未减弱。对于专注于“固收+”策略的机构投资者而言，可转债作为兼具债性和股性的投资工具，仍是其资产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因此仍会持续挖掘具备投资价值的可转债品种进行配置。在此背景下，那些正股质地优良、基本面稳健扎实的可转债，受到市场资金的青睐，其价格和估值水平得到提升。

　　许佳莹也指出，整体而言，市场参与者的专业性要求明显提高，与定价相比需要更加精细化。传统策略的收益空间被压缩，更多投资者开始关注条款博弈、波动率交易等精细化策略。

　　“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转债市场正处于‘存量优化、结构重塑’的阶段。市场规模缩减主要是由于部分转债到期赎回、提前赎回以及发行人再融资选择的变化，供给端有所收缩；与此同时，注册制下转债发行审核更为严格，使得新券供给节奏放缓。”许佳莹表示。

　　在她看来，存量市场的交易情绪更趋活跃，这背后有几重原因：一是市场整体流动性依然充裕，部分资金从其他资产类别流入转债寻求弹性；二是投资者结构持续进化，量化资金、游资等偏交易型的参与者占比提升，带动换手率上升；三是条款博弈机会增多，特别是在临近转股期、下修、强赎等关键时点，容易引发阶段性行情。这种分化也提醒投资者，市场正在从过去的“系统性机会”向“结构性机会”过渡，对择券能力和交易纪律的要求更高。

　　相较于2023年的震荡调整与2024年的结构性修复，2025年转债市场整体收益率有所回升，尤其是上半年在权益市场带动下出现了一轮估值修复行情。

　　不过，许佳莹分析，今年可转债市场整体投资收益来源发生了明显变化：从过去的“债底保护+平价驱动”逐渐转向“正股Alpha+条款博弈”驱动。部分优质个券通过正股上涨实现了较强收益，而部分低价券则通过下修等条款事件获得阶段性机会。

　　展望2026年，上述市场人士和券商机构们都共同认为，可转债市场仍将延续结构性行的特征。需重点关注几方面因素：一是宏观经济与政策导向，尤其是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；二是利率环境与信用风险变化，影响债底支撑与市场情绪；三是发行人行为，特别是下修、强赎等条款的博弈机会。建议投资者保持理性，避免盲目追高，关注估值合理、基本面扎实、条款友好的品种。

　　“转债根植于正股，首先对正股的研究必不可少，需要持续加强对行业趋势与公司基本面的研究，重点布局符合产业升级、政策支持方向的优质标的，特别是那些具备技术壁垒、成长确定性较高的企业；其次想获得超额收益，需要精细化条款博弈，把握阶段性机会。针对转债特有的下修、赎回、回售等条款，建立系统性的跟踪与评估体系，在合理估值区间内参与条款博弈。除了传统的持有策略外，也适当运用波动率交易、套利策略等工具，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捕捉相对确定的机会，提升组合的收益稳定性。”许佳莹对本报记者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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